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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评价 | 刘建 闻志强: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校园欺凌的法治化防控
作者:刘建 闻志强   发表时间:2019-03-22

摘要

校园欺凌现象普遍、多发、频发,应当引起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在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应当着力从法治角度切入,采取法治举措进行校园欺凌的治理和防控。在理念层面,校园欺凌的防控应当从理念纠偏与法治化重塑角度出发,树立和坚持教育与惩罚并重、重视事前预防、全法域视野下的立体法律责任认定和综合惩戒体系构建、青少年基准下的以人为本等法治理念。在校园安全法治建设方面,应当从制度规则层面出发,着力构建和完善以《反校园欺凌法》为核心的专门性、针对性法制体系,发挥综合惩治与多元防控效果,合力应对校园欺凌。

 

关键词

校园欺凌;法治理念;综合治理

 


一、校园欺凌治理的法治视角缺位

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逐渐步入转型期、调整期,这促使许多社会现象得以出现和凸显,?#20219;?#24341;人关注的就是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现象。校园欺凌的普遍发生,使得学校、家庭、教育主管部门乃至整个国家、社会都不得不重视并着力加以解决。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从法治角度切入,实现对校园欺凌的?#34892;?#24809;治和防控,?#21069;?#22312;依法治国、依法治校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和亟待攻克的难题。

结合目前学界相关研究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研究和实践反馈仍然集中于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相较而言,法学领域的深度思考和深入研究显得并不“热闹和时髦”,特别是从法治角度切入传统教育学领域的校园欺凌治理与防控研究。?#27426;?#27861;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乃至建成,当然不能忽视和缺失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建设推进。因而,从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和新时代法治发展的内涵来看,有必要从法学视角出发,对校园欺凌问题给予相应的思考和回答,着力采取法治手段、法治方法、法治举措开展校园欺凌的治理和防控,以助力教育学领域研究,发挥惩治与防控校园欺凌的多元、合力效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出发,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考察,笔者认为,尤其需要从宏观层面、理论层面的校园欺凌防控的理念纠偏与重塑出发,对既有立法理念、立法政策、校园欺凌治理导向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与此同时,也需要从微观层面、具体实践维度出发,下大力气建构和完善以《反校园欺凌法》为核心的专项反校园欺凌法治体系,从而切实推进校园欺凌防控法治建设。

从宏观层面、理论层面审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经器物文明、制度文明、思想观念文明三个阶段,这涵盖?#24605;?#26415;、制度、理念三个侧面、方面和内容。这其中?#20219;?#37325;要并起着先导作用的当属理念层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校园欺凌的治理和防控也必须在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旗帜下,按照法治要求、法治理念深入、?#24535;謾?#31185;学地开展。有鉴于此,必须树立和坚持正确、科学、符合法治要求的理念导向,同时必须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有关规制校园欺凌的法治体系,其首要的前提和先导?#35789;?#26657;园欺凌防控理念的反思与重塑。其包括平安校园、法治校园、文明校园、和谐校园在内的校园文明建设,也包含校园治理的技术举措、规章制度整备与治理理念的改革纠偏与完善更新。“立法理念是指导立法制度设计和立法活动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1]?#20174;?#20102;一部法律的内在品格。校园欺凌防控法治化建设同样必须高度重视理念更新和完善。审视既有的校园欺凌防控立法理念、立法政策、治理导向,存在诸如重保护教育轻惩罚威慑理念、重事后治理轻事前预防导向、强调单一化治理举措轻视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惩戒思路过度倚靠刑事法轻视前置法过滤的重刑主义“路径依赖”思维模式、成人视角主观判断浓厚未成年人视角缺乏,立法政策和治理效果陷入“养猪困局”“囚徒困境”,急需正本清源,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和现实需求进行革新和调整。

从微观层面、具体实践维度出发,包括《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7573;?#25104;年人保护法》、《民法?#32602;?#24191;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刑法》等在内的“民—行—刑”既有规制校园欺凌的法制体系仍然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学生行为的违法犯罪性?#24335;?#23450;模糊不清、摇摆?#27426;ǎ?#25945;师惩戒权的收放不能自如,一些举措的效果难以契合实际需要亦是有目共睹,?#20219;?#27861;发挥威慑效应,也难以契合惩罚为后盾的教育保护理念发挥实效,相关立法规定之间龃龉、打架现象仍然存在,协调、配套、衔接工作仍然需要进一步整备。与此同时,集中、统一、专门针对校园欺凌治理的《反校园欺凌法》等专项法律尚未制定,难以发挥总揽全局的引领、辐射作用,难以实现“诸法合体”的综合治理、合力应对效果,必须考虑建构和完善以《反校园欺凌法》为核心的专项反校园欺凌法治体系,从而实?#20013;?#22253;欺凌防控法治建设的与?#26412;?#36827;和卓有成效。

二、校园欺凌防控的理念纠偏与法治化重塑

纵观学界关于校园欺凌防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可以发现在应对理念上还存在不足甚或错误,需要加以纠偏和革新完善,重塑校园欺凌的法治化防控理念。

第一,必须扭转只重视教育、保护,轻视惩罚的既有偏向性理念,重塑教育与惩罚并重、宽容但不纵容的防控理念。校园欺凌行为与校园暴力行为存在交叉重合关系,基于实施暴力行为在符合《刑法》规定的情形下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等犯罪,应?#32972;?#25285;刑事责任;情节轻微、危害较小的可能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行政违法行为,同?#32972;?#25285;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因而,校园欺凌同样可能构成上述违法犯罪,应根据具体情况和轻重程度等区分,进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违法责任、刑事责任。?#27426;杂?#26410;成年人违法犯罪,我国一贯坚持和实行的是“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2]例如,?#27573;?#25104;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是,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上述法律过于强调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教育、保护、挽?#20219;任?#20027;的方针与理念,导致在应对校园欺凌时疲软乏力。而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中,由于承担相应的行政违法责任与刑事责任有相应的责任年龄限制,导致对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无法进行?#34892;?#30340;规制,即便在符合相关规定的责任年龄?#27573;?#20869;,行政处罚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也大都坚持针对未成年人从轻发落,基本以口头教育、当面或书面训诫?#20219;?#20027;。

针对校园欺凌的处置,据权威部门统计,在2015年前5个月经?#25945;?#26333;光的校园欺凌案件就达到三四十起,其中最后?#28388;?#26696;件比例高达17%,承担刑事责任的不足30%,七成左?#37326;?#20214;以批评教育、民事赔偿方式解决,?#35270;?#34892;政拘留的案件也很少。还?#34892;?#22810;案件根本就?#25381;?#26292;露出来,而是被“内部消化”。[3]这组数据只是众多校园欺凌?#24405;?#22788;置的一个缩影,大量的案件被消化而非严格甚至严厉处理,归根结底都是传统观念作祟,即只重视教育保护轻视惩罚的单极化偏向性理念。单纯的口头教育、说服教育和轻罚免罚并不是万能的,也?#25381;?#30495;正发挥实效,在应对频繁发生的校园欺凌面前更显乏力,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应当明确?#25381;?#24809;戒和处罚甚至严厉处罚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更难以实现完美的教育的观点。诚然,我国?#26434;?#26410;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置原则和理念强调的是“教育优先”,但并非放任不管,也并未完全排斥“惩罚”,而是强调“惩罚为辅”。但事实上,我国相关法律的上述规定及其内在精神都被理论解读为所谓的“教育保护为主、惩罚为辅为次为补充”。这样的解读不仅使得教育保护在前、在先居于领先和主导地位,而且导致其在实践操作中较大程度地走样,大多沦为教育和保护了事,以教育保护为最高准则,轻视、漠视乃至忽视具有“惩前毖后”功效的惩罚,进而使得所谓的主辅关系完全失调、失范、失序和失衡,而沦为一放了之、单纯、绝对的教育保护单极化倾向,不仅导致惩处流于形式成为一句空话,仅具有标签意义,而且淡化了加害人相应的法律责任承担意识?#25237;?#34987;害人的身心抚慰与?#25351;矗?#26356;难以对实施欺凌者进行?#34892;?#25239;制?#25237;?#20854;他学生群体实现?#34892;?#23041;慑。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下应着力扭转只重视教育和保护、轻视惩罚的这一不合理、单极化偏向性理念,重塑教育与惩罚并重的防控理念。将教育保护与惩处并重并非作为简单的文字调整,而是对既有传统理念的革新与完善,使教育保护与惩处发挥各自的功效,进而形成合力?#26434;行?#25239;制校园欺凌。当然,需要?#24471;?#30340;是,并非所有实施校园欺凌的行为都构成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因而也就不一定都是仅仅教育了事或者一罚了事,而应区?#20013;?#36136;恶?#26144;?#24230;、轻重程度、后果情形等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相应的处理,真正契合教育与惩罚各?#38405;?#28085;的偏向性、指向性和侧重性。

第二,必须高度重视事前预防,防止仅仅以事后的惩治作为解决问题的重心,而要将事前预防摆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不发生?#23545;?#22909;于一切及时的事后治理。让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学生避免伤害的最好办法是不发生伤害,而非在伤害发生后采取一切方法、措施去降低和减缓伤害,更何况?#34892;?#20260;害如心理创伤、精神损害难以通过单纯的惩处使受伤害者得以?#25351;?#21644;痊愈,甚至应激性造成的永久性伤害根本无法抚慰。对此,应当构建事前预防的体系和层?#21361;?#21487;以从超前预防、临界预防与再犯预防三个角度出发,建立五道防线即自我、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防线予以梯度预防。[4]超前预防应当着眼于日常的学生学习生活情况和学生个人情况的观察、比较与关注进行预测性判断,同时对既有学生群体的总体考察和个体考察双向结合,以确立一些容易实施欺凌行为的群体或个体,暗中予以重点关注和观察,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校园欺凌行为发生。临界预防主要着眼于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萌芽状态或?#22235;?#20542;向抑或发生进行中,予以干预和及时处理,从而避免向更为?#29616;?#30340;事态发展或避免更为不良的后果。再犯预防则着眼于已发生欺凌行为且给予相应的不同层次、梯度的教育与惩戒手段后,继续跟进观察和关注,防止再犯行为发生。?#26434;?#20107;前预防应当由多元主体展开,包括从学生个体自身、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不同视角出发,基于时空、角色、权力、权利、责任、义务等差异化进行观察和处理,构建综合预防体系,从而使得预防发挥合力效果。

第三,在法律治理层面,必须扭转校园欺凌防治单单指向法律、诉诸单一主体的单极化方向诉求,转变为双管齐下、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理念。尤其是在治理主体和承担责任层面,不应仅?#40841;?#20043;于政府或者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学校、家庭等某一方之责,而应分清主?#21361;?#21010;定责任与义务边界,依法授予相应的权利与权力,保持权责?#26434;?#19968;致,发挥预防和惩治校园欺凌的合力,以避免九龙治水而水不得治的?#38480;尉置?#19982;多人负责实则无人负责的难堪结果。同时,必须扭转惩罚指向的刑罚偏向性,将其转变为法律责任的综合认定和分别承担,即综合采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以刑罚为核心的刑事责任立体承担体系,防止校园欺凌防控与刑法、刑事责任、刑罚的直接挂钩与跳?#20037;?#20107;责任、行政责任的“越位”联系,同时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校纪班规及?#36182;虑?#36131;,构建立体完善的综合惩戒体系。当前,针对校园欺凌的惩治受制于一些法律规定的责任年龄、违法犯罪行为类型、危害后果与程度?#20219;?#39064;,面临“养大了再杀、养肥了狠宰”的“养猪困局”。

以往研究提出的应对举措过于单一化,教育学界过于注重法治体系中作为前置法的教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规制、处罚措施,法学界尤其?#20999;?#27861;学界过于注重运用法治体系中作为后置法、保障法的刑法作为兜底性、硬性、强制性严厉处罚措施,都失之于过宽或过严,存在两极化的弊端。学界有观点提出的降低相关法律规定的责任年龄特别?#20999;?#20107;责任年龄、引进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等,[5]都为校园欺凌防控特别是惩罚方面开出了一剂“?#23478;?rdquo;,但毋庸讳言,这些举措的核心指向都是在竭力地发挥刑法的前置化、重刑化、强力威慑作用,而有违刑法的后置法角色、保障法地位和谦?#24535;?#31070;内核。这固?#25381;?#37096;分教育学者的惩罚功利性诉求驱动,也有隔行如隔山的专业领域分工带来的“专业槽鸿沟”所致,使得?#26434;?#24809;罚的诉求指向与内涵产生误解甚或错误。故而,惩罚的方式和类型应当多元化、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发挥惩罚的效用。如果用之过当或者药量不足,都将贬损惩罚的效用,更难以发挥与教育相辅相成之综合效果,也有违形式公平和实质正义的内涵要求。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防控校园欺凌,应当综合采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以刑罚为核心的刑事责任立体法律责任承担体系,辅之以相应的校纪班规、?#36182;虑?#36131;等法律外惩戒体系,分类型、分梯度、分层次进行立体完善的综合惩戒体系的搭建和配置,在实际操作和?#35270;?#20013;根据个案情形,坚持大小相称、轻重适度、罪错相当、罚当其罪原则,同时坚持综合治理原则,采取明?#20307;?#25945;、双管齐下、把握先后次序、轻重缓急方为正确、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从而使得作为后置法、保障法的刑事法发挥重要的威慑与惩戒作用,并与行政法、教育法等前置法合力协作,形成更具体系性、协调性和衔接性的综合保护、教育、预防与惩戒的立法与司法体系,方可取得应?#34892;?#26524;。

第?#27169;?#24517;须着力扭转成人视角下的校园欺凌防控成人化本位,坚持以人为本、以青少年为本的法治理念,避免单纯以成人视野、成人观念、成人思维等僵化、传统的理解来主导反校园欺凌立法。例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童小军表示:成人对校园欺凌现象很少能看到位。在面对校园欺凌时,成人的观点往往集中在两个方面:?#26434;?#21463;欺凌者,“打回去”?#27426;杂?#26045;暴者,“以后不许欺负人”。?#27426;杂?#21463;欺凌者来?#25285;?#24456;少能够“打回去”?#27426;杂?#26045;暴者,一句“以后不许欺负人”也难以让他们认识?#38454;?#24049;的错误。[6]以致于“欺?#26680;?#22905;)没事,最多老师批评两句而已”[7]成为许多欺凌者抱有的心态。在校园欺凌的认定实践中,也应当更多站在学生特别是受害学生的视角来进行判断。例如,日本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校园欺凌治理法治体系,特别是于2013年由日本国会通过专项性立法——《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32602;?#20854;根据“被害学生的立场”来判断校园欺凌构成与否,并在采取校园欺凌的预防与应对措施上更多地关注到学生群体的特殊性特别是其有别于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从而更加具有人性关?#24120;?#33021;够更?#34892;?#22320;预防和惩戒校园欺凌行为,切实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将法律引入校园欺凌的治理中,并对中小学生进行法治教育,以此提高其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8]进而形成规则观念、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

三、反校园欺凌法治体系的重构

在纠偏既有校园欺凌防控的传统观念向法治化轨道转型,树立和坚?#25351;?#21152;科学、准确、妥当的立法理念的指引下,更为切实地防控校园欺凌需要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完善的法治体系予以落实和保障。因而,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校园欺凌法治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特别是以《反校园欺凌法》为核心的专项立法补位,?#26434;行?#20445;障校园欺凌防控法治建设目标的实现。

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教育法治发达国家,均针对校园欺凌采取了专门立法的方式,同时辅之以配套的关联法律规定形成较为完整、衔接、严密的法治体系予以治理和预防。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反校园欺凌法的国家,而且美国联邦政府从联邦层面、50个州政府从各州层面?#23478;?#32463;制定了相关的反校园欺凌法律规定,形成了统一严密、衔接完整的法律规制体系。在?#20405;?#22320;区,2004年,韩国制定第一部《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法?#32602;?008年和2012年共进行了3次全面修订,目前?#30740;?#25104;较为完整的法律规制体系。日本也于2013年针对校园欺凌通过了专门性法律即《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应当?#25285;?#36825;些专门针对校园欺凌制定的法律规定?#26434;謨行?#36827;行法律规制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针对我国近期频发的校园欺凌现象及其造成的?#29616;?#21518;果,2016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刘晓翠专门提出制定“反校园暴力法”的立法议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当效仿西方教育法治发达国家针对校园欺凌开展专项性立法的实践做法,加速推进《反校园欺凌法》的立法工作,同时以《反校园欺凌法》为基础和核心,进一步修订、完善其他关联法律法规体系并做好衔接、配套和协调工作,合力应对校园欺凌的防控。结合我国校园欺凌实?#26159;?#20917;,同时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制机制,在借鉴、吸收西方教育法治发达国家反校园欺凌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

首先,做好立法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有关校园欺凌的一线数据统计工作的规范化、机制化与?#24535;?#21270;,从而从整体上全面把握我国校园欺凌的基本情况、发展态势、地域分布、年级分布、性别分布、年龄分布、学校分布、行为特征等内容。这一工作必须引起教育部、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重视,下大力气开展,并长效化、机制化、规范化和精确化。同时,?#26434;?#30456;关数据要逐级存?#24403;?#26597;,并且定期、?#27426;?#26399;开展调查问卷进行验证和评估,确保数据统计工作的依法、全面、公开、透明进行。每年定期公布上一年度数据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建立健全校园欺凌数据调查、搜集、整理、发布的体制机制。?#26434;?#30610;报、漏报等情?#25105;?#36827;行立法,开展严厉的行政追责。日本政府和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我国教育部)非常关注和重视校园欺凌问题的?#29616;?#24615;?#25512;?#36941;性,其中第一项工作就是强化一线数据搜集、统计和调查工作,力求全面、深入地了解校园欺凌实?#26159;?#20917;,及时掌握事态变化,从而为制定更符合实际、更具有针对性的应对和处置举措奠定基础。[9]从1985 年开始,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发布上一年度关于校园欺凌主题的官方统?#39057;?#26597;?#27835;?#25253;告,迄今已坚持30余年之久。这一调查统计报告的数据具有权威性、全面性、细致性、连续性等特点,并置于公共场所备查,接受新闻?#25945;?#21644;社会公众监督。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经费保障、人员配备、逐步改进统计工作方式、公开数据并接受各方面监督等确保这项工作取得实效,从而为及时?#34892;?#24212;对校园欺凌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其?#21361;?#21453;校园欺凌法》的内容构想。借鉴西方教育法治发达国家的反校园欺凌法治建设经验,我国在内容体系上应当包含以下内容:防控理念与基本原则;基本概念与理论范畴的界定;责任主体与权责配置?#25381;行?#24212;对举措特别是重大、紧迫校园欺凌?#24405;?#30340;临时处置举措;保障措施(包括经费、人员、机构以及受欺凌被害人的保护);法律责任;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与立法反馈。

在防控理念与基本原则方面,必须明确规定对校园欺凌的“零容忍”这一基本立场。一者,为数较多的国外反校园欺凌立法都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和基本态度。?#26174;?#21457;起反对校园欺凌运动的国家之一的挪威在2002年启动了对校园欺凌的“零容忍方案”,这也是世界上公认的较为成功的反校园欺凌方案。美国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场和态度,以2010 年《新泽?#39654;?#21453;霸凌法》为例,其在立法目的中开宗明义:“立法机关?#26434;?#38712;凌行为是零容忍的。霸凌行为在学生间造成了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21482;?#27675;围,影响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和管理秩序,必须加以预防和干预。”?#20405;?#22320;区的韩国和日本也持相同的立场,如在日本,政府和民众?#26434;?#26657;园欺凌发生的普遍性、?#29616;?#24615;和危害性等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对待校园欺凌的态度也从以往的漠视、忽视、容忍变为愤怒、谴责和积极加以防治的零容忍立场。这些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者,结合我国实?#26159;?#20917;,对待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学生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重视教育保护,惩戒形同虚设,而学校、?#39029;ぁ?#31038;会以及政府等大都因为利害关系对中小学校园发生的欺凌的?#29616;?#23450;位存在偏差,抱持内部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消极敷衍态度,使得学生在实施校园欺凌行为时得以受到庇护而更加有恃无恐,这些都不利于对校园欺凌的?#34892;?#38450;治。

三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指出,针对校园欺凌治理,应当坚持“宽容但不纵容”的原则,这与零容忍的基本立场并不矛盾、冲突和排斥,应当正确理解和协调把握二者的关系,树立正确、科学的防治理念。零容忍的态度和法律立场传递给社会大众特别是学生、?#39029;?#19982;学校明确的信号,鲜明表达了官?#25945;?#24230;和法律的基本立场,重在清晰明确地表达?#26434;?#26657;园欺凌的绝对否定性评价,“宽容但不纵容”的原则则是在处置策略和应对举措上的具体问题具体?#27835;?#21644;?#33267;?#22788;理,二者的内涵指向和侧重点虽不同,但在根本方向、终极意旨上是一致的。综上,应当在立法中明确零容忍的立场,从而唤醒相关涉事主体,对校园欺凌形成有力的舆论威慑。

同时,在立法中明确规定针对校园欺凌防控坚持的基本方针与原则,笔者认为以下几点较为重要,可供立法者参酌:一是校园欺凌防控必须坚持早发现、早应对、早处置、早预防原则。纵观各国反校园欺凌立法,不仅关注校园欺凌的事后处置和惩治追责,而且强调要注重预防,树立并坚持“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的正确、科学应对理念,使得事后惩治与事前预防连为一体,应对校园欺凌更具体系性、全面性、及时性和?#34892;?#24615;。二是教育与惩戒并重原则。防止偏废一方,才能发挥实效。三是综合治理原则。即不仅应当重视法律规制,也应重视?#36182;隆?#27861;治教育;不仅重视严厉的作为后置法、保障法的刑法规制,也注意发挥作为前置法的民法、教育法?#20219;?#20195;表的行政法以及校纪班规等的积极作用,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和衔接,合力惩治校园欺凌。四是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原则。即构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庭、社区与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NGO、NPO、新闻?#25945;?#31561;非官方的第三方民间力量共同参与、协作的五位一体的立体综合式防控体系。五是坚持以人为本和学生视域下的人性化处置原则。防止成人思维、视角和观念?#21202;?#21453;校园欺凌法。

在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校园欺凌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范畴,从而为前述的数据统计提供合法性基础,同时为后续法律规定提供基础性支撑。在责任主体与权责配置方面,应当明确学校和校长是第一责任人,规定其应?#32972;?#25285;的相关法定义务,如,情况及时通报义务,调查确认报告义务,支援、指导、建议义务,学习环境整备义务,情报提供义务,协作配合反校园欺凌委员会、公安机关等义务。同时规定在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机构体?#30340;?#21333;独设立反校园欺凌委员会,明确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规定各学校应当设立学校内部的反校园欺凌治理机构。反校园欺凌委员会的组成人?#20445;?#24212;当包括学校主管责任人员、教师、?#39029;ぁ?#22919;联、共青团、教育界、法律界、公安司法界、心理学界等不同来?#30784;?#37096;门、学科背景的多元化成分。

在?#34892;?#24212;对校园欺凌特别是重大、紧急类型的校园欺凌行为时,应当区分类型和程度规定相应的临时处置举措,鉴于现代社会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势头和世界?#27573;?#20869;校园欺凌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必要单独针对网络欺凌作出专门规定;在保障措施方面,应当明确规定包括经费来?#30784;?#20154;员配备、机构设置、工作机制以及受欺凌被害人的保护、救助措施;在法律责任方面,应当明确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反校园欺凌委员会、学校、教师、?#39029;?#31561;的不同责任;在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与立法反馈方面,应当规定立法机关?#26434;?#30456;关法律实践情形定期或?#27426;?#26399;开展执法检查和质询、监督,同时要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反校园欺凌委员会报告工作和给予立法反馈意见和建议,从而促使立法?#27426;?#36866;应?#38382;?#21457;展变化予以适时调整、修订和完善。

 

[注释]

[1] 高其才.现代立法理念论[J].南京社会科学,2006,(1).

[2] ?#38556;嬗保?#23002;建龙.“宽容而不纵容”的校园欺凌治理机制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7,(1).

[3] 陈晓英.校园欺凌谁来解围[N].法制日报,2015-07-13(008).

[4] 肖建国,姚建龙,?#38556;嬗保?#31561;.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预防青少年犯罪体系[J].犯罪学论丛,2017,(1).

[5] 许锋华,徐洁,?#39057;?#20027;.论校园欺凌的法制化治理[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6,(6).

[6] 宋亮,?#21028;?#32418;.治理校园欺凌:明确惩戒,依法处置[J].教育,2017,(18).

[7] 刘建.我国中小学校学生欺凌行为及其治理[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8] 陈俊杰.中小学校园欺凌的法律治理探索[J].教育实践与研究,2017,(18).

[9] 任海?#21361;?#38395;志强.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经验?#23548;鳾J].复旦教育论坛,2016,(6).

 

(责任编辑:李秀萍)

论文来?#20174;凇?#25945;育科学研究》2019年第3期